☆ 如果一个系统的产出受到某个关键环节限制,那么继续提高其他环节的效率,往往没有意义;只有找到并改善那个瓶颈,整个系统的表现才会真正提高。
作者|方柏林
责任编辑|刘小磊

▲美国记者、畅销书作家大卫·爱普斯坦和他的新著《有框思维》。图片来源:davidepstein.com
如果说需要是成功之母的话,那么局限起码是成功的助产姨母。
我女儿刚上大学的时候,在庞大的校园里穿梭于不同教室,路途遥远,她踩滑板节省时间。有一次,她不慎从滑板上摔下来,锁骨受了伤。这一摔,她不得不打着绷带休养好几个月,别说拉琴,连正常活动都受到限制。对于一个刚进入大学,又把小提琴作为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开局。但她的老师没有让她因为不能拉琴而完全停止“练琴”,而是教她进行一种特殊的练习:在头脑中练琴。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的手指如何移动,想象弓如何运行,想象声音,想象乐句,甚至想象整个演奏过程。身体暂时不能完成的动作,先由大脑完成。几个月后,她终于可以重新拿起琴。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学习并没有因此耽误太多。后来,她甚至在一次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担任独奏。
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想得太深。现在读了大卫·爱普斯坦(David Epstein)的新书《有框思维:局限性如何改进我们的绩效》(Inside the Box: How Constraints Make Us Better),我回想起来,女儿那几个月不能练琴的经历,其实正是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证:限制我们的东西,有时候也恰恰迫使我们找到新的可能。比如那段时间的脑中练琴,也拓宽了她在认知层面对琴的理解。

▲华裔钢琴家许斐平(1952-2001)。
许斐平的故事更极端。许斐平(Fei-Ping Hsu,1952—2001)是中国出生的钢琴家。少年时代,他已经是非常有天赋的钢琴家,14岁时甚至已经演奏完肖邦的全部《练习曲》。然而,1966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训练被迫中断。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又到工厂搬运重物。整整十年,他的正规音乐训练被迫中断,在相当长时期内也缺乏正常、系统的练琴条件。然而,许斐平没有停止与音乐的联系。他听音乐,在脑中想象音乐,也在脑中想象自己弹奏。后来关于他的研究把这种做法称为 motor imagery,即“运动意象”:人在没有实际做出动作的时候,在脑中模拟动作本身。音乐心理学研究者后来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想象一下”,而是一种可以参与学习和训练的心理活动。“文革”结束后,许斐平重新进入音乐世界。他后来赴美国留学,在伊士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和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学习,并在1983年的阿图尔·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铜牌,最终成为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钢琴家。历史创伤和个人损失没有什么值得歌颂之处,局限也不是越多越好,可是人生难料,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限制时,也可能会激发潜能,发展出原来不会发展的能力和方法。
爱普斯坦本人是经由局限性而实现人生重新开挂的好例子。八年级时,他是一个热衷体育的孩子,足球、篮球、棒球几乎占据了他的生活。一次在体育课上玩橄榄球,他用力传球时,上臂的肱骨竟然发生了罕见的螺旋骨折。那次意外让他的手臂被固定在身体上,他一度完全不能参加体育运动。对当时的他来说,这几乎是一场灾难,因为体育就是他的生活。
可是,恰恰是这个限制改变了他的轨迹。由于不能像以前那样参加运动,他开始寻找新的学习方法。比如,原来法语听力考试要求他一边听录音一边快速在试卷上填词;受伤后,他无法用惯用手及时书写,只好先把听到的词记在脑中,再用另一只手补写。他开始借助自己熟悉的体育形象来记忆词汇,结果反而取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成绩。同时,因为一段时间不能参加接触性运动,他转而开始跑步,后来竟成为大学800米运动员、哥伦比亚大学校纪录保持者和美国大学体育协会东部赛区优秀运动员。
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后来,他的一位训练伙伴在比赛结束后因肥厚型心肌病猝死,这件事让他开始思考体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他逐渐从科学研究转向科学和体育写作,最终进入《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担任资深记者,后来又成为ProPublica的调查记者。今天的爱普斯坦,已经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写过";">The Sports Gene(《运动基因:非凡竞技能力背后的科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译者陈钢等)。他的另外一本书";">Range(《成长的边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译者范雪竹)成为畅销书,并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帮助千万家长重新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
《有框思维》是他2026年新出的一本书,它所针对的思维误区,是认为一个人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才能有好的创意、绩效。一说到创意,人们总是提“out-of-the-box thinking”,即脱离局限性。人们通常把“限制”理解为创造力的敌人。资源不够,时间不够,身体条件不够,选择不够,当然会妨碍我们做事。如果条件允许,似乎应该尽量把限制消除掉,给自己更多资源、更多时间、更多选择和更大的自由。
但爱普斯坦提出了一个颇为反直觉的观点:真正有用的创造力,往往不是在完全没有限制的环境中产生的,而是在适当的限制之中产生的。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在《音乐诗学》(Poetics of Music)中也说过一句表达同样意思的话:“我的自由,恰恰在于能够在自己为每一项创作所划定的狭窄框架之内展开。”我多年从事翻译,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在作者原文的有限框架下活动,但也觉得其中充满趣味。
《有框思维》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十二章,核心论点逐步展开。第一部分讨论为什么没有限制并不一定更好,以及边界如何帮助我们学习和突破;第二部分进一步讨论“创造性的限制”(Creative constraints),说明适当的约束如何迫使人跳出惯常思维、重新组合已有资源,甚至主动建立新的“框”;第三部分转向实践,探讨如何设计有益的限制、寻找系统中的瓶颈,以及通过减少选择来集中注意力;第四部分则把这一思想延伸到规则、合作和人生选择,讨论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无限优化,接受“足够好”的答案。总之,一个合适的“box”,不一定是创造力的牢笼,反而可能迫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寻找替代方案,发现那些在资源无限时可能根本不会去寻找的方法。
这本书体现的是一种通才(generalist)而非专才(specialist)的视角,延续了爱普斯坦在《成长的边界》(Range)中所体现的跨领域视野。作为一名记者和研究型写作者,他并不把“局限”只放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里讨论,而是从科学、商业、体育、教育、设计等不同领域寻找案例,试图说明一个普遍的道理:当一个系统遇到限制时,真正重要的不是让所有环节都变得更快、更强,而是找到那个真正制约整体表现的瓶颈,然后想办法改变它。这个思路在商业管理领域尤其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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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小说《目标:流程持续改进》。
爱普斯坦在书中提到了一本经典的商业管理小说《目标:流程持续改进》(The Goal: A Process of Ongoing Improvement)。这本书由以色列物理学家和管理思想家伊利亚胡·戈德拉特(Eliyahu M. Goldratt)与杰夫·考克斯(Jeff Cox)合著,1984年首次出版。它以一家濒临关闭的制造工厂为背景,讲述厂长亚历克斯·罗戈(Alex Rogo)解决生产危机的故事。这本书虽然以小说形式写成,却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管理学著作,被企业、商学院和大学广泛用于管理和运营培训。亚马逊老板贝索斯曾经安排整天的读书讨论会,要求高管阅读三本书,《目标》是其中之一(编者注:另两本分别是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解答》)。戈德拉特本人创立的约束理论后来也被应用于制造业之外的许多组织和管理场景。
书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亚历克斯带领一队童子军徒步旅行,发现队伍无论怎样都走不快,孩子们越走队伍拉得越长。后来他发现,一个叫赫比(Herbie)的孩子走得最慢,而且背着的东西又很多。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整个队伍的速度实际上不是由走得最快的孩子决定,而是由最慢的赫比决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木桶原理。亚历克斯让其他孩子分担赫比背包里的物品,并让队伍按照赫比能够维持的速度前进。这样一来,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反而提高了。这个故事成为《目标》中最著名的“瓶颈”寓言:如果一个系统的产出受到某个关键环节限制,那么继续提高其他环节的效率,往往没有意义;只有找到并改善那个瓶颈,整个系统的表现才会真正提高。
此书发展出的理论,叫“约束理论”(Theory of Constraints),指的是系统的整体表现取决于它最关键的约束,而不是各个局部环节的效率之和,因此在管理方法上,需强调先识别约束,再充分利用约束、让其他环节配合约束,并进一步提升约束的能力;当原来的瓶颈被解决后,新的瓶颈又会出现,于是改进成为一个持续循环的流程再造过程。
近年的人工智能发展就是不断打破约束和框架的例子。和人工智能洪水猛兽般的发展相对的是算力、芯片、数据中心、水、电等多方面的局限性和约束,在解决这些约束的过程当中,企业界也展现出惊人的创意。以中国的DeepSeek为例,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限制,使中国的AI公司在获取最先进GPU和大规模计算资源方面面临现实约束。DeepSeek在这种计算资源受限的环境下,尤其强调计算效率;这通常也被视为约束促进技术创新的一个例子。DeepSeek-V3采用混合专家(Mixture-of-Experts, MoE)架构,在6710亿参数中,每一个Token实际只激活约370亿参数;其技术报告也强调了训练效率和计算成本。2025年DeepSeek-R1发布时,它又通过强化学习等方法提高推理能力,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性能。当一个团队可以无限增加GPU、数据和计算时间时,最直接的办法往往是继续扩大规模;当这些资源受到约束时,问题就变成了:能不能让模型少算一些?能不能只激活真正需要的参数?能不能用不同的训练方法获得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能不能把昂贵的计算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教育领域,我们经常谈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通用学习设计,UDL)。它最初就是为了回应残障保护法的法律需求,但最后大家发现,通用设计不仅能够帮助残障人士,也能帮助所有其他人。字幕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最初,字幕当然是为了让听力障碍人士能够观看视频;但今天,坐在机场、图书馆或咖啡店里,没有声音却想看视频的人,同样需要字幕。有声材料当初是为了帮助阅读上有困难的人士,如盲人,但如今,有声读物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普遍受惠的。语音输入最初可以帮助无法使用键盘的人,后来却成为很多普通人快速输入文字的工具。低地板公交车原本是为了让轮椅使用者上下车更加方便,却同样方便了推婴儿车、拖行李或手上拿满东西的人。杠杆式门把手也是如此:它可以帮助手部力量有限、关节活动不便的老人,是一种“适老化”设计,最终却也让抱着孩子或双手拿着东西的人更容易开门。当设计者认真面对一个特殊群体所遇到的限制时,他们有时反而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存在、只是平时没有意识到的需求。
在教育设计领域,我们也每天都在与各种“局限”打交道。学生的工作记忆和认知负荷是有限的,不可能一次把太多信息灌输进去,因此需要把复杂内容有效“切分”(chunking),组织成有意义的小单元;学生的注意力有限,所以教学页面不能堆满文字、图片、动画和链接,而要通过视觉层次突出重点;学生的先备知识不同,因此复杂任务需要脚手架(scaffolding),让他们一步一步建立能力;学生也容易把“听懂”误认为“学会”,所以需要通过练习、回忆和实际应用来巩固学习。甚至“给学生更多自由”也未必意味着更好的设计。与其笼统地要求学生“设计一门优秀的在线课程”,不如限定学习对象、时间、目标和评价方式,让他们在明确的边界内解决具体问题,反而更容易产生有针对性的创意。
《神雕侠侣》里的杨过,在独孤求败留下的剑冢中得到了一柄玄铁重剑。这柄剑与普通长剑完全不同,剑身极重,寻常人根本难以挥动。杨过刚开始使用它时,并不能像使用普通兵器那样讲究轻灵、迅捷和变化。恰恰相反,玄铁重剑的重量成为一个巨大的限制: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运用方式,重新学习如何发力、如何控制速度,也必须把内力真正灌注到每一次挥剑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个看似不方便的限制,最后反而成了杨过武功突破的契机。
这其实很像《有框思维》所说的创造性的限制。如果给杨过一柄轻巧、锋利、顺手的宝剑,他当然可以继续练习熟悉的剑法;偏偏给他的是一柄沉重得近乎笨拙的玄铁重剑,他反而不得不重新思考剑究竟应该怎样使用。限制没有替他解决问题,却改变了问题本身。而当他适应了这个新的“框”,原本的限制最终成为他突破旧有武学框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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